武汉大学图书馆事件的三重舆情透视

　　2025年7月25日，“武汉大学图书馆性骚扰事件”一审宣判。法院审理认为，肖某某的行为并不属于针对特定受害人进行的与性有关的骚扰行为，不符合性骚扰的构成要件，驳回杨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该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事件回顾

• 2023年10月11日，杨某某在微信公众平台发布《关于我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受到性骚扰这件事情》，讲述自身遭遇：今年7月，她在武汉大学文理学部图书馆自习时，遭到该校外国语言文学学院一名男生性骚扰，并拍下男生“隔裤抓痒”动作视频，要求男生当场写下道歉信。事发已经3个月，该事件未得到解决。 

• 2023年10月13日，武汉大学发布处理通报，内容显示：“对涉及我校学生的网上举报，经调查核实，根据相关规定，学校研究决定，给予2022级本科生肖某某记过处分。武汉大学历来对违规违纪行为零容忍，一经查实，绝不姑息。”

• 2024年2月，肖母替儿子公开发声称“不是性骚扰”，原因是儿子从小患有特应性皮炎，当时是因为天热湿疹复发，就是隔着衣服搔痒，并公布了相关病史、购药证据。

• 2024年6月，杨某某将肖某某起诉至武汉经开区人民法院，认为其性骚扰行为严重侮辱人格尊严，并要求经济赔偿。

• 2025年7月25日，法院一审判决肖某某行为不构成性骚扰要件，驳回原告诉求。

　　一审判决后各相关方的表态、信息发布等行为激发了舆论对此事件的进一步关切，舆论一方面关注肖某某权益，向武汉大学施压，认为应当撤销两年前对肖某的处分；另一方面，杨某某诉诸舆论的“维权”行为也被广为讨论，其中的舆论追问和舆情焦点值得关注。

　　舆情焦点一：司法落槌引发舆论纠偏，校方遭遇公信力危机

　　呼吁武汉大学撤销对肖某某的处分是舆论的首要“诉求”，学校处分的行为与法院一审判决结果有较大偏差，引发舆论关于“学校处分大于法”的质疑，大量网络意见领袖和网民为肖某某发声，考研名师汤家凤认为武汉大学应该撤销对肖同学的处分并且道歉；澎湃新闻通过采访多名法学专家认为，学校认定事实和司法机关不一致，应以司法机关为准；微博话题#纠正偏差是对学生权益的基本尊重#获1290.4万次阅读量和3.1万次互动量（截至8月6日11:30），引起广泛共鸣。

　　与处置结果的纠偏伴随出现的，是公众对校方处理校园冲突、纠纷的相关程序和机制的质疑。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校方不仅要重新审视此前的处分决定，还应说明当初处理该学生时，是否真正做到了依法依规，抑或只是为了平息舆论。”据大河报报道，2023年7月事发后，杨某某多次与肖某某的辅导员就此事进行交涉，得到了“学院需进一步调查”“无法证明性骚扰”等回复，出于自我信息的保护和对肖某某家庭背景的怀疑，杨某某无法对校方形成信任，在10月将事件在网络公开，舆情发酵2天内，武汉大学发布对肖某某进行处分的通报。处分发布后，媒体对肖某某母亲的采访也引发了公众关于校方“为舆情降温”而处分的不满，舆论认为学校“未审先判”、仓促处分，伤害了学生的合法权益。

　　8月1日，武汉大学发布通报称，学校高度重视社会关注问题，已组建工作专班，正在对肖某某纪律处分、杨某某学位论文等进行全面调查复核，并将以事实为依据，严格按照校纪校规、学术规范作出相应处理。澎湃新闻评论认为，当初对肖某某纪律处分，以及杨某某学位论文，都存在明显争议，必须做出全面的复核，有误则当改，无误要讲清事实；有错要担责，无错要讲出理由。

　　近年来，师德师风、校园冲突等事件频繁成为舆论热议的话题，在校园冲突相关事件经舆论放大之后，校方流程是否透明合规、处理机制是否完善合理，校方是否能够实事求是公布事件真相，是否能够不被舆论裹挟，真正做到正视并保护每一位学生的正当权益，都将在舆论场受到审视和质问。一旦处置不当、流程不明，都必然会消耗公众对学校乃至教育系统的信任。

　　新京报认为，高校“快速介入调查”与“客观审慎下结论”是两件完全不冲突的事，只要依法依规处理相应事件，结论自然就能经得起各方审视。互联网时代，舆论场中冲突频发的高校该如何平衡监督压力与求证事实的关系，怎样建立合理完善的应对机制，值得深入思考。

　　舆情焦点二：“诉诸舆论”维权后果难测，“没有赢家”的结局不断加码

　　杨某某选择诉诸舆论为这场校园纠纷的处置赋予了杠杆效应，凤凰网指出，本案最刺眼的，或许不是事件本身的是非，而是持续至今的网暴对当事双方的绞杀。

　　随着事件进展，舆论风向在变化，从“性骚扰案”到“诬告案”，舆论有意通过改变话语表述指向的方式在舆论场还肖某某清白，但肖某某由于被“开盒”所遭受的实际伤害却一时难以弥补。据媒体报道，肖某某全家遭遇谣言中伤和网络暴力，肖某某被确诊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简称PTSD）；杨某某当下正处于舆论“下风向”，毕业论文质量备受争议，自身行为遭遇嘲讽和辱骂，涉事双方都在舆论的漩涡中受到冲击。

　　中国经济网评论称，“诉诸舆论，效果立竿见影，但其结果可能是无序的、不可控的。校方易受舆论裹挟，把平息舆情置于事实真相之上，诉诸舆论的不可控和无序，同样作用在原告身上；个人应当实现从‘舆论思维’到‘法律思维’的转变。”

　　法律意义上杨某某是否有意诬告有待商榷，但要谨防因个案的争议挤压其他真正遭受伤害者维权的空间。《河南日报》在报道中指出，反思此次事件，不仅需要谴责网络暴力，而且有必要重申“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网络是非观。

　　舆情焦点三：从情绪正义到制度正义，公众对法治公平的深层渴求

　　厦门大学邹振东教授针对此事在微信公号中发文称，当下的舆论场正处在一个“委屈者情绪”的时代，“委屈者情绪”是破解这个时代舆论翻车与流量出圈的一个密码。杨某某一开始在互联网的指控之所以饱受关注与同情，是因为她的受害者身份，在学校面前，公众天然认为学生处在弱者的位置，对杨某某维权的支持承载了公众追求正义的情绪。深究其中产生同情与共鸣的前提，是公众建立了关于强弱地位的假设，公众潜意识认为作为独立个体的学生，不存在和高校平等对话的地位和机会，因此，当事件曝光时，公众的“情绪正义”喷薄而出。一审判决后，杨某某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嚣张言论”促使公众对双方身份的感知发生反转，“委屈者”身份破碎，引发公众对杨某某“不得理还不饶人”的审判与谴责，为“情绪正义”提供了另一个出口。

　　更值得注意的是，“委屈者情绪”的背后，体现出了网络空间对法治公平的深层渴求，一方面，公众期待司法程序还原事件真相、期待法律程序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另一方面，司法和制度建设在增强公众关于个体的法律尊严和权利感知、营造良好的司法生态等方面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