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南站吸烟室风波引热议，给地方控烟治理带来哪些思考？

　　太原南站吸烟室重启之后受到舆论质疑，最终不得不彻底关停。控烟工作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系统工程，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需要不断优化和改进，各地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此类控烟舆情，通过持续探索找到更科学、更周全、更适合的精细化治理方法。

　　7月23日，媒体发现，太原南站候车大厅二层室内吸烟室已经关停，原来“吸烟室、烟草零售终端”的招牌全部熄灭，内部的配套设备已被拆除，原场地处于空置状态。短短两个月，这间吸烟室历经临时封闭、整改重启、关停拆除，屡屡登上热搜榜。一间吸烟室的去留，引发了一场关于“公共空间谁说了算”的大讨论。此次风波折射出当前控烟治理的多重现实困境，为全国其他地方公共空间控烟提质升级提供了深刻的现实镜鉴。

　　重启又关闭的吸烟室

　　据报道，深陷此次舆论风波的这间吸烟室，是2014年太原南站开通时同步建成的。2026年5月底，因旅客投诉被临时封闭。6月换了通风设备、清了烟道之后重启。7月，有网友拍下其“吸烟室、烟草零售终端”标识与站内“禁止吸烟”标识同框的画面，反差强烈的视觉效果引发全网讨论。

　　7月21日，央广网记者前往太原南站实地探访，了解相关情况。记者看到，该吸烟室室内面积约二十平方米，除了地面、墙面有基础装修外，室内只摆放了简易休息座椅、烟缸等，此外还有一些山西文旅景点介绍的海报、展板。商业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设立吸烟室是为了防止火灾等安全隐患，同时为了满足旅客的实际需求。这里是免费使用的，我们两小时进行一次巡检并负责全天打扫”。另据了解，太原南站二层商业区商家云集、寸土寸金，“吸烟室”的空间如果出租，年租金可达50万元。

　　两天后，新京报记者前往探访，太原南站工作人员说，吸烟室已经关闭了，原因不清楚。

　　不应绕开的控烟话题

　　高铁站设吸烟室是人性化管理还是变相鼓励吸烟？

　　客观来看，太原南站设置集中吸烟区的初衷，具备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与治理考量。铁路出行时间较长，车站环境相对封闭，烟民旅客的需求真实存在、无法回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内多数交通枢纽都是采用这种“集中设点、规范管控”的模式，通过划定专属吸烟区域，将分散的吸烟行为集中管控，有效避免旅客随意吸烟、违规吸烟，既减少了消防安全隐患，也降低了普通旅客与烟民旅客的现场冲突，是兼顾安全管理与便民服务的务实举措，从治理初衷来看，具备人性化底色。

　　然而，过去数年的相关研究已经反复证明一件事：即使采用了负压技术和换气设备的吸烟室，也无法阻止二手烟外溢，甚至还会导致吸烟者聚集吸入大量有害物质。此次事件中，醒目的吸烟室招牌容易弱化控烟宣传的权威性，向公众尤其是青少年传递“公共场所吸烟被默许、被包容”的错误信号，客观上会形成变相鼓励吸烟的效果。

　　交通枢纽里的吸烟室应该全域取缔还是规范保留？

　　国务院卫生主管部委发布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第十八条明确规定：“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不过，有法律专家撰文称，《实施细则》一直处于尴尬的境地，其控烟条款长期处于“空转”状态，鲜有发挥作用。主要原因在于，《实施细则》属于部门规章，其法律位阶不高，且缺少罚则，无法处罚室内吸烟行为，对地方立法的影响力可能也有限。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地方的控烟法规并未禁止禁烟场所设置吸烟室。这些地方通常仅列举部分室内公共场所作为禁烟区，并在条款中清晰标注“划定的吸烟区或者设置的吸烟室除外”。所以，目前国内交通枢纽对吸烟室的管控大体是两条途径：一条是全域取缔，另一条是规范保留。各地怎么选，跟地方立法、治理思路和场站实际情况密切相关。

　　多数一线城市的车站机场，普遍采取全域取缔、彻底清零的治理路径。同时，也有部分城市的交通枢纽结合本地法规的弹性，保留了部分吸烟点位，实行精细化管理，尽量在旅客需求和公共健康之间找到平衡。这两条路径各有特点，全域取缔模式贴合国家室内公共场所禁烟的原则，不留管理上的模糊地带，优先保障公共健康；而精细化保留模式则靠疏堵结合，避免因为一刀切而使更多吸烟者进入隐蔽环境，解决安全和秩序难题。

　　但从医学角度看，世界卫生组织早已明确，二手烟不存在安全暴露水平，任何浓度都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不可逆伤害，所以，室内封闭式吸烟室不可行。一方面难以确保烟雾不通过通风管道扩散到其他地方，另一方面对吸烟者本身也有危害。因此，吸烟区应设在室外露天、远离人流密集处。

　　控烟议题是否能跳出情绪对立回归理性讨论？

　　生活中，一些人在公共场合肆意吸烟，不顾及他人感受，屡屡造成冲突并引发舆情，形成负面群体印象，这也是长期以来控烟议题极易陷入网络情绪对立的重要原因。比如针对此次事件，一部分网友坚持绝对禁烟立场，强烈要求取缔所有室内外公共吸烟点位，甚至对有吸烟习惯的旅客进行大肆贬损、人格侮辱。而部分吸烟者存在认知误区，片面将公共场所吸烟视为个人自由，认为吸烟仅危害自身、不影响别人，对他人的劝阻吸烟行为更是极度反感。非黑即白的情绪站队、非此即彼的极端观点，挤占了理性讨论空间，让原本的公共治理议题变为立场对抗，难以形成有效的治理共识。　

　　在此背景之下，尽管相当一部分人对公交枢纽设置吸烟室持支持、理解态度，但怕受到围攻和谩骂，并不会选择公开表态。事实上，控烟是兼顾公共利益、个体权益、安全治理、社会文明的综合性公共议题，完全具备理性协商、协同共治的基础。如何跳出情绪对立、化解舆论分歧，值得深入思考。

　　控烟过程中吸烟人群的权益是否应当得到尊重？

　　控烟不是不吸烟者与吸烟者之间的“战争”，也不是以一种生活方式去消灭另一种生活方式，而是一场需要各种社会力量携手推进的“联合行动”。控烟既关乎权利边界，也关联文明自觉，其目的是降低烟草对人们健康的影响，而非排斥、苛责烟民群体。但是，这些讨论都不能离开公共空间无烟环境建设这个前提，要知道，包容需要建立在不损害公共利益、不影响他人权益的基础之上。从社会治理层面看，大型公共空间除了要做好吸烟区的精细化管理，还应该同步开展控烟科普、戒烟引导、健康宣传，引导吸烟者主动远离烟草，实现短期疏导与长期控烟的有机结合。

　　用发展眼光看待舆情

　　太原南站吸烟室的存废风波，看似是细微的基层治理小事，实则是近些年来社会文明进步、公共观念升级、治理体系迭代的生动缩影。对比多年前一线城市机场吸烟室退出历史舞台的波折过程，能够清晰窥见社会环境、公众认知、舆论生态的三重深刻变革，也为新时代公共空间治理提供启示。

　　01

　　社会环境变了.

　　以首都机场为例，据媒体报道，2011年6月，首都机场关闭了3座航站楼的所有36个吸烟室，实行全面禁止吸烟。5个月之后，首都机场宣布部分吸烟室重新对外开放。相关负责人介绍，重新开放部分吸烟室主要考虑到安全问题以及旅客需求，并参考了国际上其他机场的做法。2015年，　《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即将正式施行之际，首都机场再次宣布将全部关闭吸烟室。首都机场十多年前吸烟室“关闭→重启→再关闭”的波折与今天太原南站吸烟室关闭的情况表面上看完全一致，但对比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当年的首都机场曾经迫于压力不得不重启吸烟室，而今天的太原南站是因为舆论广泛质疑而只能拆除吸烟室，这说明时代真的变了。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国家层面出台《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2026年7月7日，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提出“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强化戒烟服务，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时代洪流滚滚向前，过去的一些控烟治理举措不再适配今天无烟环境建设的大势。

　　02

　　公众认知变了.

　　过去，公众仅将二手烟视作“气味难闻”的生活困扰，对烟草烟雾包含的致癌物质、对心肺系统的长期损伤、对弱势群体的特殊危害缺乏系统认知。面对公共场所二手烟侵扰，大多数人选择被动容忍，极少主动投诉、维权、发声。随着健康中国建设持续推进、健康科普全面普及，公众健康理念发生根本性转变，公共健康权、环境健康权深入人心。公众认知的转变，健康意识的觉醒，也成为近年来控烟相关话题屡屡进入公共视野的推动力。

　　03

　　舆论生态变了.

　　网络舆情是社情民意的集中反映，是“风向标”“晴雨表”，更是治理能力的“试金石”。今天，新媒体全面普及，微小的基层治理问题，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发酵、全网传播，形成强大的舆论监督合力。太原南站吸烟室舆情事件正是通过这种传播 方式转化为全民公共议题，最终成为倒逼治理整改、制度反思的典型案例。

　　烟草对健康的危害已成为当今世界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控烟工作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系统工程，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需要不断优化和改进。过去北上广深等少数先行城市曾经遭遇的难点和堵点，如今正成为众多大型城市需要直面的困难和挑战，而未来，这些问题还会不断考验更多的中小城市。太原南站吸烟室舆情事件为各地控烟精细化治理提供了有价值的镜鉴。只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用进取的姿态解决问题，未来一定可以摸索出更科学、更周全、更适合的治理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