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课堂：解剖乡镇干部形象危机

　　涉官舆情不仅伤及党员干部的整体形象，更会折损政府部门公信力。回溯案例发现，基层干部尤其是乡镇县干部，成为干部形象危机的高危群体。

　　乡镇干部形象受损的三大主因剖析

　　工作作风粗暴成为乡镇干部形象受损的突出原因，情境性传播激化舆情态势。干部作风粗暴问题背离了公众对干部的形象预期，容易引起强烈的舆情反弹。例如，2021年，河北省平山县原政法委书记尹惠强用“滚”字回复群众短信，引起群情激愤。从趋势来看，该类事件愈发依托短视频、音频等形式再现现场冲突画面，迅速冲击舆论场。在愤怒和同情情绪主导下，舆论往往一边倒地指责涉事干部工作方式简单粗暴、缺乏温度、耍官威等。

　　失职、渎职深层挫伤干部群体受信度，舆论质疑广度及负面影响长尾明显。相关重大典型案件的通报中，县、镇两级一些干部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需注意，重大案件往往涉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权，相较工作作风问题造成更为难以弥补的影响。

　　此外，由于乡镇干部老旧的压制性舆情应对思维，随着乡镇群众通过上网发帖来求助举报的现象增多，历史帖文在重大舆情爆发后往往演变为指向乡镇干部不作为的引线和铁证。如福建莆田秀屿区平海镇一男子持刀砍邻居致2死3伤事件中，网民及媒体发现嫌疑人曾就自家房屋建盖受阻问题，多次在社交平台发布求助信息未果，舆论焦点随之出现关键性的转变。

　　贪腐问题仍然高发、频发，主动曝光对冲干部形象危机风险度。随着国家对“三农”补贴力度的加大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村干部手中掌控的资源越来越多，权力寻租的空间越来越大。据《法制与新闻》报道，在近年全国查处的基层违法违纪案件中，村干部腐败案就占了七成以上，多涉及扶贫、征地拆迁等领域。如征地拆迁过程中，一个项目少则数百万元，多则上亿元，资金密集、资源集中，廉政风险点较多，违纪违法问题可能牵扯上级政府部门、企业和基层群众，造成较大的社会负面影响。但随着近年来中央对贪腐问题的查处力度不断加强，由纪检部门主动查处通报的基层贪腐事件比重逐渐加大，监管部门主动作为的工作态度和震慑作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舆论预期，对冲了乡镇干部群体就此类问题的形象危机风险度。

　　遏制乡镇干部形象风险增量

　　一是紧盯政策推进。围绕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的推进，可能催生干部形象的新风险点。如《半月谈》报道称，在最近结束的村两委换届选举工作中，不少新任村两委干部曾参与经商。乡镇产业加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可能发生的干部离村经商、公私不分、政商关系不清等问题值得关注。

　　二是畅通干群沟通管道。近日，南宁市将市县两级党政主要负责人和纪委书记的手机号向社会公开。上级干部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但实施过程中，如何避免因电话应答时机、语气及内容造成新的负面舆情，仍需全盘考量。

　　三是优化人员结构。“乡镇为什么留不住年轻干部”这一话题曾引发舆论热议，基层工作繁琐复杂，人手不足是普遍面临的问题。一方面，不少乡镇干部晋升通道窄、工作待遇低、监督问责多，导致年轻干部选择“躺平”，增加了遇事不作为的动机。另一方面，不少基层政府招聘大量临时人员，以缓解工作压力。临聘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工作积极性不高，特别是推进执法类任务时，容易因不当行为，诱发形象危机。

　　四是提升舆情素养。乡镇干部的形象危机很大一部分源于其落后的政治社会思想与舆论传播格局变化的碰撞。比如，部分乡镇干部强烈的管制意识和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在视频传播语境下成为主要危机点；乡镇干部固有的“封堵删”思维在全媒体时代，可能导致更强烈的舆情倒逼压力等。据此，应当持续加强并更新干部考核体系，将舆情素养作为考核、评价乡镇干部的一个重要指标，督促相关干部提升舆情素养的主动性和自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