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课堂：影像化媒介与舆情治理实践的新转向

　　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已达9.75亿，短视频、直播正深度嵌入大众的日常生活，我国也从“人人都有麦克风”逐渐步入“人人都有摄像头”的时代。这些影像化媒介凭借直观的传播效果和碎片化内容，不仅吸引了众多用户的注意力，也因其不同于图文信息的叙事方法为网络舆情带来了新的表现形式，给舆情治理工作带来新挑战。

　　影像化媒介成为舆情传播的重要阵地

　　随着互联网和智能终端的不断发展，短视频、直播等媒介已成为了信息沟通的重要渠道。与传统图文信息相比，它们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文字和图片等静态表达，而是通过动态影像化的叙事手段给受众带了全新的感官体验。然而，这种影像化的叙事手段也在无形之中加剧了舆情传播的不确定性。

　　相较于文字编辑，短视频和直播以较低的制作门槛鼓励了大量用户参与内容生产，但同时也加剧诱发舆情的可能性。近年来，影像化媒介成为了不少热点事件的发酵阵地。比如，一些网民“随手拍”作品就成了部分舆情事件的传播开端。在2021年5月，海南三亚的一位网民在租住的民宿拍摄到对面红衣女子在阳台外跳舞不慎坠落。该段视频经发布后引起不少人的注意，并为舆情的进一步扩散埋下伏笔。

　　动态影像让内容更为生动，加之视频本身给公众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使得短视频、直播更易获得网民的信任感和参与感，同时成为传递情绪价值的重要渠道。

　　但随着“流量至上主义”出现，部分自媒体和个人渴望通过短视频走红赚取利益，甚至不惜散布虚假或带有诱导性质的内容，以博人眼球，进而衍生出舆情事件。比如在2022年央视3·15晚会上，有记者曝光称，某些翡翠玉器店铺为在直播平台上博得流量，不惜虚构出“缅甸偷渡客偷渡过来卖玉石”的情节，不仅损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也对我国边境工作的舆论认知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2021年9月，网络上曾出现一批打着“爱国”旗号收割流量的短视频。据观察，这些视频内容均为边防特警官兵保护游客的感人故事。这些视频凭借着高度同质化的内容，将“爱国”做成生意，通过编纂、抄袭、拼接的手法制造“正能量谣言”骗取网民点赞。

　　新媒介视域下的舆情应对及治理手段

　　事实上，如中国知网相关数据显示，随着短视频、直播等媒介逐步走进大众生活，针对影像化媒介衍生的舆情及治理手段也开始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关注。

图：相关关键词文献检索情况

来源：中国知网

　　从技术来看，自人工智能被应用于舆情治理以来，针对视频类产品的信息采集技术研发就已成为业界的重要课题。据毕翔等人梳理，针对视频侧舆情分析方法可大致分为分布式舆情检测分析监测、视频同源检测和基于标签的视频检测技术[1]。在此基础上，黄方楠和李明德还提出，可通过识别提取视频中的非理性表达元素，对舆情情感强度进行测算，把握舆情传播的新形态[2]。

　　从维度构想的角度入手，影像化媒介的情绪表达、内容传播及危机应对方面成为了当前专家学者的主要研究领域。如在情绪表达方面，刘琼等人认为，“弹幕”与视频内容共同构成了公众表达的要素，并将舆论情绪分为“乐、好、怒、愁、惊、恶、惧”七类[3]。王微等人从舆情传播的角度提出，信息、信息环境和信息技术对短视频类的网络舆情传播行为具有正向影响[4]。王英杰则聚焦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信息疫情”情况下短视频网络舆情的独特态势，认为“信疫”下的短视频舆情具有“长尾效应”，由此构建出信息疫情下短视频网络舆情预警指标体系[5]。祁凯等人则将政务类短视频网络舆情分为舆情事件、网民和政务短视频三个子系统，并由此建立了政务短视频网络舆情多主体应对仿真模型[6]。多维度模型的构建让影像化媒介的舆情应对及治理手段更加科学化、合理化及高效化。

结  语

　　2022年3月17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盛荣华在关于2022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中提到，将启动“清朗·打击网络直播、短视频领域乱象”专项行动，全面清理“色、丑、怪、假、俗、赌”等各类违法违规直播和短视频。可以说，舆情治理是一项综合工程，而有诸如短视频、直播等媒介所引起的一系列舆情问题，其内核实质上是对社会问题的映射，故在强化舆情技术手段的同时，也应从多维度出发，兼顾政府、社会和个人的主体视角，开拓治理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