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接连上新，释放了哪些信号？

　　11月18日，国家反垄断局正式挂牌成立，由原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直属局，变为国务院新组建的副部级国家局，标志着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迭代升级，中国反垄断事业将进入新阶段。当天，《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原料药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发布，进一步完善了反垄断监管制度规则，让反垄断监管更具有空间和方向。随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43起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件处罚决定，让社会各界对反垄断领域的关注度持续升温。近期，反垄断监管部门一系列动作释放了哪些信号？现阶段舆论对依法反垄断有哪些思考和建议？本文对此进行探讨，以供参考。

　　本轮反垄断风暴呈现出哪些新趋势？

　　反垄断执法迈入深水区，权威化、体系化特征显见

　　强化反垄断监管是规范市场经济更加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将监管有序纳入法治轨道是国家努力的方向，但实现立法、司法、执法共同发力并非易事。不少专家学者分析，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此前长期存在执法力量不足、地位不高等问题。国家反垄断局此番正式挂牌，舆论不吝赞美。

　　《法治日报》积极评价表示，国家反垄断局成立，不仅意味着执法力量将扩容，也意味着反垄断工作的独立性、权威性将进一步增强，更标志着中国反垄断工作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主任黄勇看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全面深化改革渐渐迈入深水区，垄断案件将日益复杂，反垄断执法机构也将与科技巨头、跨国公司、国有企业等深度博弈。国家反垄断局下设的新部门，相比于此前的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局，显著地扩充了人员编制，执法的专业性和复杂案件的分析、博弈能力也将进一步增强。针对近期国家在反垄断领域的重拳出击，《证券日报》表示，随着国家反垄断局正式挂牌、43起未申报案例被处罚以及同时出台原料药领域反垄断指南和境外竞争合规管理指引，可以看出，我国市场竞争监管不断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在执法层面也全面铺开。

　　数字经济领域反垄断不断强化，民生领域成为预测热门

　　部分媒体在报道中认为，2021年是反垄断工作大年，未来反垄断法治监管会细化到哪些领域，舆论在探讨中也给出方向。有媒体注意到，国家反垄断局执法的两个司，在其工作职能中，都将数字经济领域单列，可见对数字经济、互联网领域反垄断执法工作的重视程度。

　　微信公众号“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对平台经济的规范约束是此轮反垄断风暴眼，并援引多位受访专家观点提出，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凸显的垄断、资本无序扩张等问题不容忽视，自我优待、“大数据杀熟”、平台“二选一”等破坏公平竞争的垄断行为，对市场竞争环境产生了不良影响，需要反垄断监管执法持续推进、升级。第一财经分析，去年下半年以来，反垄断执法机构对于平台经济行业并购的竞争监管持续加码。此次公布的43张罚单，彰显了执法机构加强对该方面并购监管的决心。另外，百家号“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评论称，监管部门一口气处理43起案件，意味着互联网领域的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正在持续向纵深推进。国家以实际行动作出的有力回应，对于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态度坚定、一以贯之。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原料药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的出台，被舆论认为是国家反垄断局成立后挥出的“第一刀”。媒体分析认为，原料药垄断是常用药价格大涨的幕后推手，国家反垄断局拿原料药行业“开刀”，可谓抓住了当前百姓医疗的痛点、难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韩伟认为，涉及公共民生领域的反垄断执法预计是未来关注的重点领域。《中国经营报》表示，下一阶段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监管的重点，是在民生、金融、科技、传媒领域。

　　依法反垄断给公众留下哪些思考？

　　中央与地方执法衔接引发探讨，精细化、透明化执法成为期待

　　国家反垄断局成立后，中央和地方执法机构将如何衔接，成为新的舆论关注点。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王先林分析，反垄断执法权属于中央事权，但可授权省一级相应的机构进行执法，今后的主要变化应该是两级反垄断执法机构进一步充实人员力量。具体衔接方面，韩伟给出建议，其一，可以加强中央和地方反垄断执法的协调与互补，比如，可考虑将目前属于中央执法权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在地方试点，进一步缓解中央层面的执法压力；其二，重视反垄断执法方面的经验总结，包括部分案件的回溯分析，健全知识管理体系，为今后的执法工作，以及地方反垄断执法提供可复制的经验样本。

　　反垄断机构的革新让舆论对后续精细化执法提出了新期待。华东政法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翟巍建议，执法机关需要尽快制定行业性、部门性反垄断监管规则，厘定不同行业、部门的反垄断实施细则，以强化对不同行业的企业反垄断合规指引，从而塑造各行业公平有序的竞争格局。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钟鸿钧分析认为，未来我国在反垄断监管和执法上会更加细化，涵盖事先、事中、事后，效率会提升、监管也将更明确。比如，从企业角度而言，明确知道要和谁去打交道，程序也会更简单透明。

　　公开透明是公平公正的保障，放在反垄断执法领域同样适用。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刘旭表示，没有执法透明度，不仅难以保障竞争环境的公平、可预期，还可能诱发误解。例如，涉及是否立案、何时立案、何时查结、如何查处、如何监督整改等方面，保持反垄断执法的高度透明，有助于展现反垄断执法尺度，提高执法效率，接受社会监督，给经营者形成合理的法律适用预期。

　　反垄断司法仍有提升空间，消费者维权可偱司法路径

　　强化反垄断司法是舆论对法治监管的重要期待。《检察日报》曾报道，在司法领域，有关反垄断的民事诉讼案件存在诉期长、举证难、胜诉少的情况。令人欣喜的是，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郃中林此前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结合反垄断法修订和有关行政监管法规的完善，针对垄断民事案件审判实践反映出来的法律适用问题，特别是互联网平台领域反垄断前沿疑难复杂问题，开展深入调查研究，适时出台司法解释，积极构建法律、行政监管法规以及司法解释协调一致、有力高效的反垄断法律规范体系。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完善平台经济反垄断裁判规则，加强平台经济、科技创新、信息安全、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司法规制。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对舆论关切的表态，让公众看到了司法发力的方向。

　　在反垄断司法机构设置层面，专家学者也积极建言，如广东省反垄断执法合作基地、暨南大学竞争法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宗杰表示，目前，我国反垄断司法一般由各地的知识产权庭或者知识产权法院负责。但由于知识产权是一种私权，而反垄断涉及的是公共利益，因此，反垄断司法相对于知识产权司法有许多不同。我国长远的反垄断法实施体制改革应当将司法领域的改革纳入考量，建议设置专门的竞争法庭负责审理反垄断案件，以提升反垄断司法的专业性和权威性。

　　围绕反垄断纠纷中司法机关如何保障消费者权益，舆论也进行了探讨。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提出，当前，我国反垄断体系以行政执法为主，在诉讼制度方面对抗市场垄断行为只能作为私益诉讼提起，消费者和小商户无论在证据收集还是诉讼负担上都无法与垄断企业抗衡，公共利益难以得到维护。检察机关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可以通过提起公益诉讼的方式保护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