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扫码困难”老人成为数字时代之殇

　　阅读提示：近日，一位“无健康码徒步千里大爷”走红网络，引起网民热议。网传老人是安徽亳州人，无儿无女，打算去浙江黄岩投奔亲戚打工，因为没有手机，无法出示健康码，便从安徽亳州徒步至浙江。6月23日，网络上有辟谣消息称，经核实这位老人是坐火车到浙江的。乘车或步行暂且不论，“老年人”“无健康码”“乘车被拒”无疑是掀起此次舆情风波的焦点，也是老年人数字时代之殇的一个缩影，值得深思。

　　疫情期间，“扫码困难”问题频发引人深思

　　事实上，不只是这位老人，自健康码上线以来，时常有老年人因不会使用健康码出入不了公园景区、被公交车拒载等事件见诸网络，“扫码困难”群体以及相关事件也愈发受到舆论的关注。比如，今年3月，江苏镇江火车站北广场站台，目击者乘坐公交见到这样一幕：因公交公司有硬性规定，乘客必须扫码，司机才能发车，有些使用老年机的老人被迫下车。有一位大爷迟迟不肯下车，僵持20多分钟。再如，6月中旬，哈尔滨一位老人因乘坐公交车时没有健康码，被司机师傅挡在门外。老人声称自己年龄大了，没有健康码，司机回应“就算七八十的也得扫码”。随后司机报警，民警到场后将老人带走。

　　类似事件不断出现，在网络上引发讨论的同时，也值得相关部门深刻反思。首先，此类问题频发是否因健康码相关政策还不够全面。据媒体报道，很多地区专门针对“扫码困难”群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杭州市拱墅区大关街道香积社区工作人员手绘“地图式”健康码指南；浙江省建德市梅城镇为63名无智能手机的老人准备实物版健康码；宁波市镇海区启用的实名登记健康核验平台，用身份证即可读取健康码；海南健康码上线的“数字码”核验功能，老人及不擅长使用手机的人群凭借“数字码”即可出行等。不过，相关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有时出现偏差，这些问题需要找到原因，并采取相关措施进行修正。其次，我们还应注意的是，“扫码困难”问题并非只出现在疫情之下，日常生活中，类似的问题已经存在。

　　疫情之外，数字鸿沟及相关风险日益凸显

　　除了疫情防控期间老年人不会使用手机造成的一些衣食住行方面的困难，在包括医院挂号、市场买菜等越来越多的日常生活场景中，不少老年人也都被各种“码”挡在了门外。不可否认，电子扫码的技术为社会发展与治理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这种便利，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给老年人等群体造成了不便。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老年人看似是弱势群体，但是在人口数量上，已经成为一个城市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1月17日公布的数据，2019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5亿，占总人口的18.1%，65周岁及以上人口1.8亿，占总人口的12.6%。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据全国老龄办预测，203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3.7亿，占比25.3%。6月27日，央视新闻发布消息称，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人口仅23%会上网。

　　并且，一个需要注意的现象是，目前老年人的互联网应用主要集中在沟通交流和信息获取方面。虽然不少老年人会发语音、会抢红包、会在朋友圈点赞，但在共享单车、移动支付、智能可穿戴设备等互联网深度交互领域却并不在行，数字鸿沟实际上已经形成。这种数字鸿沟，往往会扩大老年人在社会经济地位、健康、收入等因素方面累积的劣势，形成一种新的数字歧视与不公平，并会不断引发舆论对相关话题的关注与讨论，“数字鸿沟”“数字难民”“数字歧视”等话题或将被持续关注。

　　因而，对于数字鸿沟可能引发的舆情风险应更加重视，既包括真实案例的发生可能引发的群体对立，造成社会情绪紧张，也不排除部分“有心人”借机制造相关话题，攻击政府政策，加剧社会矛盾，造成社会混乱等。面对多种风险，有关部门应提前做好相关的应急管理工作。与此同时，这种数字鸿沟带来的技术壁垒，也使得老年人在互联网应用上愈发力不从心，不仅表现在技术的使用方面，更为严重的是对诸如电信诈骗、非法集资、“天价”保健品以及网络谣言等骗局的甄别与应对能力不足。对此，政府与社会都应保持警惕性，并加强对老年人的保护，避免上当受骗，遭受损失。

　　数字时代，政府应做好“适老化”改造工作

　　在数字时代，我们应多一些站在老年人角度的考量与体贴，做好“适老化”改造的相关工作。

　　一是，政策制定时，应多关注老年人的特殊需求，政策与制度要促进老年人更方便地参与社会经济生活。除了在城市公共设施及交通出行、老年群体集中居住的小区等要注重“适老化”改造外，在数字城市建设中的“适老化”改造也应进入城市发展的主要议程中，更周全地安顿好老年人的衣食住行。比如，疫情期间，多地区推出了“扫码困难”群体版本的健康码。可以看到，这些“因地制宜”的做法体现出了数字治理的智慧，让人感受到了政策的温情，值得各地借鉴学习。

　　二是，在政策推行及实施过程中，需协调好各方。一方面，应加大宣传推广力度，提升政策的触及率，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影响政策实施效果。比如，一些独自居住在乡村的老年人，可能由于无人照顾，也不关注时事动态，不了解政府的政策，就像本文所提到的，他们可能不知道出行要用健康码，也不知道怎么办理健康码等。此时，基层政府积极主动推动相关政策落实到位就显得十分重要。另一方面，尝试对政策的实施情况建立跟踪与信息回馈机制，以便及时掌握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修正与完善。总之，就是要重视政策的落实环节，好的政策，一定要确保落实到位，不然，政策就失去了意义与价值。比如，在上述哈尔滨公交车案例中，舆论对于司机严格遵守规则的行为持肯定态度，但仍可能出现规则不完善、规则制定者考虑不周全等质疑声音。如果能够及时将这些案例信息反馈到政策制定者，对于此类问题的解决以及政策的进一步完善都有裨益。

　　三是，相关部门应重视社会力量，引导社会对老年人多一些理解与关怀。首先，可以加强新闻媒体对尊老爱老思想的宣传。比如，引导年轻一代，应该多些耐心教自己的父母和爷爷奶奶使用智能手机，让他们熟悉微信、支付宝等软件的使用，让他们了解时代的进步、数字的发展，让他们能够和远方的家人更方便地沟通，能够更从容地应对数字化时代的衣食住行。其次，可以组建相关社会公益组织关爱老年群体，帮助他们进行“数字人”转型等。比如，组织以老年人为重点的服务提供者和社区组织，为老年人设置一些科技兴趣班，教他们使用日常生活常用的科技产品，提高老年人对科技的使用能力，增强他们对上网和数字技能的信心。另外，还可以引导相关企业在进行技术研发时，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需求，尝试开发出符合老年人使用特点的数字产品，或专门设计老年模式。比如，老年人活动不灵敏，当手颤抖时滑动可能会很困难，应针对这些特点为老年人设计设备；再如，为不太熟悉互联网的老年人量身定制技术支持热线等。总之，应引导全社会从理念上凝聚“年龄平等”的共识，争取打破日常生活中老年人因年龄差异“掉队”的困境。

　　此外，政府相关部门也应做好老年人使用数字产品过程中的安全防护工作。一方面，监管部门加强对老年人上网环境的管理，可以通过设立包括网络谣言、虚假广告、电信诈骗等违法线索和案件的举报受理平台，严惩非法行为，确保老年人上网安全；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引导相关组织与企业加强老年人网络安全培训，老年人更容易成为网络谣言、网络诈骗的受害者，使他们的个人信息与财产安全处于危险之中，应通过量身定制的培训帮助他们学会安全地使用互联网。

　　数字时代的到来不会因未来几十年的代际变化而放缓脚步，老龄化社会逼近也是无法忽视的事实，如何让两者实现融合，是政府乃至全社会未来都要面对的一道考题。目前，或许我们可以把一部分老年人群的困难当作“特例”来处理，但更期待的是老年群体被纳入政府治理与社会发展等一切计划的考虑范畴。在老龄化阶段的数字时代，给予老年人舒适的数字生活，社会也会多一些温度，少一些摩擦；政府也会收获多一份信任，少一些质疑。

　　（作者：人民网新媒体智库助理研究员 朱美娟）